波伏娃: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根本不了解女

  今天,是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1.9-1986.4.14)的诞辰。这位在当代享誉世界的法国作家、哲学家、最负盛名的女权主义者的思想,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活字文化特别推送被誉为女权运动的“圣经”《第二性》的序言,它雄辩,又饱含温情,深刻地揭示了女性命运。

  “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在女性主义思潮蔚为大观但社会的性别观念却日趋保守陈腐的今日,重读这篇名作,活字君与所有书友共勉。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伴侣。

  长时间以来我犹豫不定,是否写一本关于女人的书。这个主题,尤其对女人来说,是不快的,而且不是全新的。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已经费过不少笔墨,当下争论几乎偃旗息鼓:我们不再谈论这个话题吧。可是,还是有人在谈论。看来,上个世纪连篇累牍、废话连篇的著述,并没有对这个问题澄清多少。

  再者,存在这个问题吗?这是个什么问题?甚至,有没有女人呢?当然,永恒女性的理论还拥有信徒,他们悄声细语地说:“即使在苏联,elles(她们)仍然指女人”;但是另外一些非常了解内情的人士——有时就是这些人——叹息说:“女人正在完蛋,女人已经完蛋。”

  当下人们不太清楚,女人是否还存在,是否将来会始终存在,是否应该希望她们存在,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占据什么位置,女人本应在世界上占据什么位置。“女人在哪里?”最近,一本断断续续出版的杂志这样问道。但首先要问:女人是什么?“Tota mulier in utero:是子宫。”有人说。然而,那些行家谈到某些女人时断言:“她们不是女人”,虽然她们像别的女人那样也有子宫。人们一致承认,人类之中有女性;今日同过去一样,她们几乎构成人类的一半;不过,有人对我们说:“女性处在危险中”;有人勉励我们:“做女人吧,始终做女人,成为女人吧。”因此,并非一切女性必定是女人;她必须具有这种神秘的、受到威胁的实在,也即女性气质。

  男人永远不会一开始就自称是某种性别的人,因为他就是男人,这是毫无疑问的。像在区政府的登记簿和身份申报表上对称出现的两项:男性、女性,这纯属形式。两性的关系不是正负电流、两极的关系,男人同时代表阳性和中性,在法文中,“les hommes”用来指人,即“vir”这个词的特殊含义吸取了“homo”这个词的一般含义。女人是作为负极出现的,凡是限定词对女人来说都是限制,没有互逆性。

  有时候,我在抽象概念的讨论中听到男人对我说:“您这样理解,因为您是一个女人”,我感到很恼火;我知道,我唯一的捍卫方法就是这样回答:“我这样理解,因为事实如此”,这句话取消了我的主体性;我不能这样反驳:“您意见相反,因为您是一个男人”;显而易见,作为一个男人的事实没有特殊性;一个人作为男人,拥有属于他的权利,而做女人则是她的错。

  实际上,正如古人那样,先有一条绝对的垂直线,才能界定斜线,先有绝对的人,也即男人。女人有卵巢、子宫;这就是把她封闭在她的主体性中的特殊条件;人们常说,女人是带着腺体去思索的。男人傲慢地忘却了,解剖学表明他也有激素、睾丸。男人把他的身体把握为与世界有直接的和正常的关系,他认为自己能客观地理解世界,而男人把女人的身体看做受到一切限定它的东西的拖累:一种障碍,一个监牢。

  “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做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随后,托马斯·阿奎那也断定,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创世记》的故事所象征的意义也是如此:按波舒哀的说法,夏娃是从亚当“多余的骨头”中抽取出来的。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个自主的存在。“女人,相对的存在……”米什莱这样写道。邦达先生正是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断言:“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

  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约1225年—1274年3月7日)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家和神学家,他把理性引进神学,用 “自然法则”来论证“君权神圣”说。他是西欧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和神权政治理论的最高权威,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所建立的系统的、完整的神学体系对基督教神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他本人被基督教会奉为圣人,有“神学界之王”之称。

  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因此,人们把女人称为“le sexe”,意思是说,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对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绝对如此。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

  任何主体不会一下子和同时确定为非本质,他者并非将自我界定为他者来界定主体,他者是因为主体将自己确认为主体,才成为他者的。但是,为了不致使他者反过来成为主体,就必须屈从于这种被看成异邦人的观点。

  女人身上这种屈从是怎么来的呢?存在另外一些情况: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一种范畴成功地绝对主宰了另一种范畴。往往是数量上的不等造成了这种特权:多数人将律令强加于少数人,或者迫害少数人。但是女人不像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她们不是少数人,地球上女人和男人一样多。

  往往是,彼此相对的两部分人先是独立的,以往他们互不知晓,或者其中一部分人承认另一部分人的自主;是一次历史事件使弱者屈服于强者:犹太人散居各国、奴隶制引入美洲、殖民者的征服,都是有重大意义的事实。在这些情况下,对受压迫者来说,有过一个前史:他们共同拥有一个过去、一个传统,有时是一种宗教、一种文明。在这方面,倍倍尔在女人和无产者之间所做的比较,得到最有力的佐证:无产者在数量上也不处于劣势,他们从来没有构成彼此分离的群体。然而如果缺乏一个事件,就应根据历史的发展解释他们作为阶级而存在,并了解这个阶级中这些个体的分布。

  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1840年2月22日科隆-1913年8月13日,瑞士帕苏格)德国社会主义者,德国社会创始人之一,该党40多年来最有影响和最受欢迎的领导人,西欧社会党历史上最受欢迎的杰出人物之一。

  不是从来就有无产者的,女人却始终存在;她们因生理结构而成为女人;在历史可追溯的年代,她们就一直从属于男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一个事件或者一次变化的结果,这不是应运而至的。部分是因为她们的从属地位不是出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所以他性就像一种绝对。处境随着时间发展,在另一个时代会自行解体,例如,海地的黑人证实了这一点;相反,自然条件似乎不容许改变。

  其实,同历史现实一样,自然不是不可变更的。女人之所以变成非本质,再也回不到本质,是因为女人不会自动进行这种返回。无产者说“我们”。黑人也这样说。他们自我确定为主体,把资产者、白人变成“他者”。女人——除了在某些抽象示威的代表大会上——不说“我们”;男人说“女人”,她们重复这个词,以表明自身;可是她们并没有本真地自我确定为主体。无产者在俄国闹革命,黑人在海地闹革命,印度支那人在印度支那打仗,但女人的行动从来只不过是象征性的骚动;她们只挣到男人肯让给她们的东西;她们什么也没有夺取到:她们接受。

  这是因为她们没有具体的方法汇聚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只可能在对抗中自我确立。她们没有过去、历史、适合她们的宗教;她们不像无产者那样在劳动和利益上是一致的;她们甚至不混杂居住,而混杂居住使美国的黑人、犹太人区的犹太人、圣但尼或者雷诺汽车厂的工人结成一个团体。她们分散地生活在男人中间,通过居所、工作、经济利益、社会条件和某些男人——父亲或者丈夫——联结起来,比和其他女人联结得更紧密。资产阶级妇女与资产者而不是与无产阶级妇女联结起来;白种女人同白种男人而不是同黑种女人联结起来。无产者会提出屠杀统治阶级;一个狂热的犹太人、一个狂热的黑人会梦想夺取的秘密,将人类全变成犹太人或黑人,但即使在梦中女人也不会消灭男人。

  将女人同她的压迫者联结起来的纽带,是任何别的纽带不可比拟的。性别的区分实际上是一种生理上的既定,而不是人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原始的共在内部,已形成他们的对立,但对立并没有使这共在破灭。夫妻是一个基本单位,这两个一半彼此是并列的,通过性别对社会进行任何划分都是不可能的。女人的基本特征就在这里:她是整体中的他者,这两者互相必不可少。

  生理需要——性欲和延续后代的愿望——使男性处于女性的支配之下,却没有从社会上解放妇女。主奴双方因互相的经济需要而团结起来,这种需要却没有解放奴隶。这是因为在主奴关系中,主人没有提出他对另一方的需要;他掌握满足这种需要的权力,但没有从属于这种权力;相反,处在附属地位的奴隶,出于期望或恐惧,将对主人的需要内化;虽然这种需要对双方都是一样的,却总是有利于压迫者而不利于被压迫者,这就解释了,比如,为什么工人阶级的解放会如此缓慢。

  然而,女人如果不是男人的奴隶,至少始终是他的附庸;两性从来没有平分过世界;今日仍然如此,虽然女人的状况正在变化,但仍是处于严重不平等的地位。几乎在任何国家里,女人的合法地位与男人不一样,男人往往让女人处于极为不利的处境。即便女人的权利得到抽象的承认,但长期养成的习惯也妨碍这些权利在风俗中获得具体表现。

  在经济上,男女几乎构成两个阶层;凡事都一样,男人拥有更有利的处境,工资更高,成功的机会比他们新近遇到的女竞争对手更多;男人在实业、政治等方面占据多得多的位置,正是男人掌握最重要的岗位。他们除了握有具体的权力以外,还拥有这样一种威信,孩子的全部教育都维持着这种威信的传统:现今包含着往昔,过去的全部历史是由男性创造的。当女人开始参与规划世界时,这个世界仍然是属于男人的世界,男人并没有觉察到这一点,而女人也几乎觉察不到。

  拒绝成为他者,拒绝与男人合谋,对女人来说,就等于放弃与高等阶层联合给她们带来的一切好处。男人——君王在物质上保护女人——忠君者,前者负责保证后者的生存,所以女人在回避经济上的危险的同时,也回避自由带来的形而上学的危险,这种自由要孤立无援地创造目的。

  凡是个体都力图确定自身是主体,这是一种伦理上的抱负,事实上,除此之外,人身上还有逃避自由和成为物的意图,可这是一条险恶的道路,因为人被动、异化、迷失,就会成为外来意志的牺牲品,与其超越性分离了,被剥夺了一切价值。不过,这是一条容易走的路,这样就避免了本真地承担生存所带来的焦虑和紧张。这样,将女人确定为他者的男人,会发现女人扮演了同谋的角色。这样,女人并不要求成为主体,因为女人没有成为主体的具体办法,因为女人感受到与男人相连的必要联系,而不再提出相互性,还因为女人往往乐于担当他者的角色。

  但随即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整部历史是怎样开始的?人们明白,龙眼吃多了会上火吗,性别的二元论就像一切二元论一样,是由一个冲突体现出来的。人们明白,倘若两者之一成功地确立了优势,这种优势就应该作为绝对优势得到确立。剩下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开始是男人取胜。女人似乎本来可以取得胜利,或者斗争会永远得不到解决。这个世界怎么会总是属于男人呢?怎么会仅仅到今日事情才开始改变呢?这种改变是好事吗?它会不会使得男女之间平分世界呢?

  这些问题远非新提出来的,人们已经做过不胜枚举的回答,但恰恰女人是他者这个唯一的事实,对男人可能做出的一切辩解提出了异议,因为显而易见,这些辩解是由他们的利益决定的。不太为人所知的女性主义者普兰·德·拉巴尔在十七世纪说过:“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在所有地方,在任何时代,男人都炫耀他们感到自己是创造之王的满足心情。犹太男人在他们的晨祷中说:“感谢我主和宇宙之主上帝没有让我成为女人。”而他们的妻子忍气吞声地低语:“感谢我主按照他的意愿创造了我。”在柏拉图感谢神祇的恩惠中,第一个恩惠是,神祇创造的他是自由人,而不是奴隶,第二个恩惠是,创造了他是个男人,而不是女人。

  但是,如果男人不将这个特权看做是绝对和永恒地确立的,他们就不能充分地享受它:由于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男人竭力编制一部法律。普兰·德·拉巴尔还说:“那些制订和编纂法律的人,作为男人,使他们的性别有利,法学家又把法律变成准则。”立法者、教士、哲学家、作家、学者都热衷于表明,女人的从属状况是上天安排的,有利于人间。

  男人炮制的宗教反映了这种统治意愿:他们从夏娃和潘朵拉的传说中,汲取了武器。他们使哲学、神学为他们所用,如同上述亚里士多德、托马斯·阿奎那的句子中所见到的那样。自古以来,讽刺作家和道德学家乐于勾画出女性弱小的图画。众所周知,整部法国文学史对女人提出了多么激烈的指控:蒙泰朗重拾让·德·默恩笔下的传说,虽然没有那么激烈。这种敌对有时看来振振有词,往往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种敌对掩盖了一种多少巧妙地隐藏起来的自我辩解的意愿。

  米歇尔·德·蒙田(MicheldeMontaigne,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思想家、作家、怀疑论者。阅历广博,思路开阔,行文无拘无束,其散文对弗兰西斯·培根、莎士比亚等影响颇大。以《尝试集》(Essais)三卷留名后世。所著《随笔集》三卷名列世界文学经典,被人们视为写随笔的巨匠。

  蒙田说:“指责一个性别比原谅另一性别更容易。”在某些情况下,这个发展过程十分明显。例如,给人深刻印象的是,当家庭走向衰败,女人要成为男性继承者的威胁时,罗马法为了限制女性权利提醒人注意“女性的愚蠢和脆弱”。

  令人注目的是,在十六世纪,为了将已婚妇女置于受监督的地位,人们援引圣奥古斯丁的权威,宣称“女人是既不坚定又不稳定的畜生”,而单身女人被认为能够管理她的财产。

  蒙田非常明白落在妇女身上的命运是专横和不公平的:“女人拒绝接受传入人间的法规一点儿也没错,因为这是男人撇开她们制定的。在她们和我们之间,自然存在阴谋和不公”,但是他没有发展到成为她们的捍卫者。直到十八世纪,极为主张民主的男人才客观地考虑问题。其中,狄德罗竭力表明,女人同男人一样都是人。稍后,斯图亚特·穆勒热情地捍卫妇女。这些哲学家异乎寻常地不偏不倚。

  十九世纪,关于女性主义的争论重新带有偏见;工业革命的后果之一,是女性参加生产劳动,当时,女性主义的要求在理论领域产生,女人找到了经济基础;其对手因此变得特别咄咄逼人;虽然土地所有制部分失势,但是资产阶级抓住一种古老的道德,这种道德视家庭的牢固结合为私有制的保证,由于女性的解放变成真正的威胁,它便更为严厉地要求女性待在家中;在工人阶级内部,男人力图阻止这种解放,因为在他们看来,女人是危险的竞争对手,尤其因为她们习惯于拿低工资干活。

  为了证明女人低人一等,反女性主义者于是像不久以前那样,不仅求助于宗教、哲学、神学,而且求助于科学,如生物学、实验心理学等等。他们至多同意给予另一性别“有差别的平等”。这种很有市场的说法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正是Jim Crow法规对美国黑人所运用的说法;然而,这种所谓平等的隔离法只用来引进最极端的种族歧视。

  这丝毫不是出于偶合,无论关系到的是被迫处于低层的种族、阶层、阶级,还是性别,辩解的过程都是一样的。“永恒的女性”,就是“黑人灵魂”和“犹太人性格”的对等物。犹太人问题在总体上截然不同于其他两个问题:对反犹主义者来说,犹太人与其说是低等民族,不如说是敌人,他们不承认犹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任何属于他们的位置;更确切地说,是想消灭他们。

  可是,在女人的处境和黑人的处境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两者今日都从相同的家长统治中解放出来,不久以前还是主宰者的阶层,企图把他们保持在“原来的位置”,就是说保持在它为他们选择的位置;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对头脑不清的、幼稚的、笑容满面的“好黑人”,对逆来顺受的黑人,以及对“真正是女人”的女人,也就是肤浅的、幼稚的、轻率的女人,屈从于男人的女人的品德,散布或多或少真诚的赞美。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个阶层以它制造的事实状态为论据。大家知道萧伯纳的这句俏皮话:“美国白种人大体上把黑人降低到擦皮鞋的一类人中,由此可以得出,黑人只能擦皮鞋。”

  可以在各种各样相似的情况中找到这种恶性循环:当一个个体或者一群个体被控制在低人一等的处境中,事实是他或他们就是低人一等的;但是必须理解就是这个词的含义;从自欺出发,会给它实质的含义,而它有着黑格尔式的鲜活意义:就是即变成,也即成为显现出来那样;是的,大体上,女人今日就是低男人一等,换句话说,她们的处境给她们展现的可能性很小,问题在于要知道这种状态是否应该持续不变。

  许多男人希望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保守的资产阶级继续在妇女解放中看到威胁其道德和利益的危险。某些男人害怕女性的竞争。在《拉丁周刊》中,一个大学生最近宣称:“凡是要选择医生或律师职业的女大学生,都窃取了我们的一个位置”;这个大学生并没有对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利提出质疑。不仅仅经济利益在起作用。压迫者实行压榨,取得的利益之一是,他们之中最平庸的人也感到自己高人一等:美国南方一个“贫穷的白人”会欣慰地想,他不是一个“肮脏的黑人”;更富有的白人巧妙地利用这种自豪感。同样,最平庸的男性面对女人也自以为是半神。蒙泰朗先生在同女人(自然是处心积虑地选择的女人)接触时,比起在男人中间要扮演男人角色,更容易自认为是一个英雄,而其实许多女人比他更出出色地履行这个角色。

  正因此,一九四八年九月,克洛德·莫里亚克——赞赏他的独具一格——《费加罗文学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关于女人竟能这样写道:“我们以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原文如此!)倾听……她们之中最光辉夺目的人说话,深知她的头脑以或多或少出色的方式反映来自我们的思想。”由于女发言者并不了解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的任何思想,显然,她反映的不是他个人的思想;她反映来自男人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甚至在男人中间,也有不止一人把不是自己创造的见解当做自己的见解;人们会想,克洛德·莫里亚克先生是不是没有兴趣谈论笛卡儿、马克思、纪德的好想法,而是更喜欢同自己交谈;令人注目的是,通过我们一词的模糊含义,他和圣保罗、黑格尔、列宁、尼采并列,他从他们的崇高地位出发,轻蔑地俯视这群女人,她们竟敢跟他平等地对话;说实话,我知道不止一个女人不会耐心给予莫里亚克先生“彬彬有礼的、无动于衷的口吻”。

  我之所以强调这个例子,是因为其中表现出来的男人的天真令人无法生气。还有其他许多更妙的方式,男人以此利用女人的他性。对于那些忍受着自卑情结的人来说,这里有一种具有奇效的涂擦剂:没有什么比一个要表现男子气概的男人对待女人时更狂妄、更咄咄逼人、更目空一切的了。那些不被同类气焰压倒的人,反倒更乐意把女人看作同类;甚至对这些人来说,女人的神话、他者的神话,出于许多理由是值得重视的;人们不会责备他们不肯自愿放弃从女人神话中得到的所有好处:他们知道放弃自己所梦想的女人会失去什么,他们不知道明天出现的女人会带给他们什么。必须克己忘我才能拒绝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的和绝对的主体。

  再说,绝大多数男人都不能明确地接受这种想法。他们不把女人确立为低一等,毕竟今日他们头脑里过分渗进民主思想,以致不会不承认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在家庭内部,在孩子和年轻男人看来,女人具有同成年男子一样的社会尊严;随后,男人在欲望和爱情中感受到自己所爱的女人的反抗和独立精神;结婚后,男人尊重他的女人是妻子、母亲,而在夫妇生活的具体体验中,她面对他作为一种自由确立。于是他说服自己,在两性之间再也没有社会等级,尽管有差别,女人大体是一个平等的人。但是,由于他察觉到某些劣势——其中最重要的是工作能力稍逊一筹——他视之为天性使然。

  当他对女人采取合作和善待的态度时,他看重的是抽象平等的原则;至于他察觉到的具体的能力不相等,他没有提出来。但一旦他同她发生冲突,处境就翻转过来了,他会看重具体的能力不相等,甚至放纵自己去否认抽象的平等。

  正因此,许多男人几乎真诚地断言,女人同男人是平等的,她们没有什么可要求的,同时又说,女人永远不会同男人一样,她们的要求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因为男人很难衡量社会歧视的极大分量,从表面看来,社会歧视微不足道,其伦理、智力的反响在女人身上却极为深远,以致社会歧视的根源仿佛在原初的自然状态中。

  对女人最有同情心的男人,却根本不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因此,当男人尽力捍卫特权——他们甚至衡量不出这些特权有多大时,是没有必要相信男人的。因而我们不会被男人对女人发动攻击的次数和激烈程度所吓倒;也不会被给予“真正的女性”的有利害关系的赞美所迷惑;也不会被女人的命运在男人身上激起的热情所征服,其实这些男人根本不想同女人共命运。

  然而,我们仍然应该怀疑女性主义者的论断,出于论战需要,人们往往把它们的价值一扫而光。“妇女问题”的争论之所以如此被人视为废话连篇,是因为男性出于狂妄,把它变成一场“争吵”;争吵时是不再讲理的。人们坚持不懈地力求证明的是,女人究竟高于、低于男人,还是与男人一样:女人在亚当之后被创造出来,显然是次等的人,五味子的副作用,有些人这样说;正相反,另外一些人说,亚当只是一个泥团,上帝创造出夏娃以后,才完美地创造出人类;亚当的脑袋较小,但他身材相对更高;耶稣让自己成为男人,这也许是出于谦卑。每个论据立即招来反驳的意见,往往两种论据都失之偏颇。如果试图明察秋毫,那就必须摆脱这些尺矱;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探讨。

  那么,我们怎样提出问题呢?首先,我们以什么身份提出问题?男人是法官和当事人,女人也是。哪儿能找到天使?实际上,天使并不能胜任,天使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各种论据;至于阴阳人,这是非常特殊的个案,这种人并非雌雄同体,更确切地说,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我相信,要廓清女性的处境,仍然是某些女人更合适。企图将埃庇米尼得斯封闭在克里特人的概念里,又把克里特人封闭在说谎者的概念里,那是一种诡辩,因为促使男人和女人要真诚或者自欺的不是一种神秘的本质;是他们的处境多少促使他们去寻找真理。

  今日,许多女人有机会为自己恢复人类的一切特权,能够让自己显得不偏不倚,我们甚至感到这种需要。我们不再像比我们年长的女斗士;大体上我们是获胜了;在最近关于女性地位的讨论中,联合国从未停止过迫切要求性别平等最终实现,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不必要感到女性身份是一种困惑或者障碍;许多问题对我们而言,显得比跟我们切身有关的问题更为本质,而这种超脱本身使我们期待,我们的态度将变得客观。但我们比男人更深入了解女性世界,因为我们扎根其中;我们能更直接把握,作为女人的事实对人类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更加关切地要知道这一点。

  我说过,有更为本质的问题;这并不妨碍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保留一定重要性:成为女人的事实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吗?准确地说,这给予我们什么机会?又拒绝给我们什么机会?什么样的命运等待着我们的妹妹们呢?必须引导她们朝什么方向走呢?引人瞩目的是,今日整个女性文学远远不是受到要求权利的意愿的激励,而是受到获得辨明是非的努力的激励;本书写作处于混乱笔战时代的结束时刻,其中一个意图就是加以总结。

  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一定之见是不可能谈论任何人类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所采纳的角度,已经设定了关注问题的级别;凡是优点都包含着价值;所谓客观的描述,不会不突现于一个伦理学的背景上。我们不会力图掩藏原则,多少总要明显地暗示出来,不如最好还是首先提出这些原则;这样,我们不必在每一页定义每个词是什么意思:高等的、低等的、更好的、更差的、进步、退步,等等。如果我们查阅一下某些研究女性的著作,我们就会看到,最常采用的观点之一,就是公益、普遍利益的观点,实际上,人人都是将这些概念理解为社会的利益,就像希望保持它或者安排好它。而我们认为,除了保证公民的私有财产以外,没有其他公益;我们正是从给予个体具体机会的观点来评判制度。

  但是我们也不混淆私人利益的概念与幸福的概念,这正是人们常常遇到的另一个观点;闺房中的女人难道不比一个女选民更幸福吗?家庭主妇难道不比一个女工更幸福吗?幸福一词的涵义还不太清楚,更不清楚的是它包含哪些真正的价值;决不可能衡量他人的幸福,而且宣称别人强加于他的处境是幸福的,这总是很容易的事,特别是那些被束缚于困境中的人,有人以幸福是静止不动为借口认为他们是幸福的。我们不会参照这种概念。

  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

  凡是处心积虑要为自身存在辩解的人,都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不确定需要。然而,蝾螈,以特殊的方式去界定女性处境的是,她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

  一个人在女性的条件下怎样才能自我实现呢?向她打开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什么样的道路会导致死胡同呢?怎样在附庸的状态中重新获得独立呢?什么状况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呢?她能超越这些状况吗?这就是我们想澄清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个体的机遇感兴趣,将不用幸福这个词,而是用自由这个词去界定这些机遇。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第二性》是她获得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的“圣经”。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之书。

  毋庸置疑,如果我们假设,有种生理、心理或经济的命运压在女人身上,这个问题就会毫无意义。因此,我们将以讨论生物学、精神分析学、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女人的观点开始。随后我们将力图从正面指出,“女性实在”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女人被界定为他者,按男人的观点看,其后果是怎样的。我们将按女人的观点描绘她们固有的世界;这样我们才能明白,女人竭力摆脱至今给她们划定的范围,尽力参与到人类的共在中遇到怎样的问题。

内容版权声明:除非注明,否则皆为本站原创文章。

转载注明出处:http://www.stzy.org.cn/shenghuo/2020/0130/2368.html